她们没有支薪,时常加班,常常连无薪假都没得放

一九九〇年代初期,经济学家阿马蒂亚.森恩计算出有一亿的女性消失了。女性的寿命比男性长,因此女性人口应多于男性。在英国、法国与美国,大约是每一百零五位女性对一百位男性,但森恩发现,在某些国家,男性人口超过女性。在中国与孟加拉,大约仅有九十四名女性对一百位男性,巴基斯坦则为九十。把这些缺口加总起来,森恩发现全世界大约少了一亿名的女性。

她们到哪里去了?森恩说,她们是遭受极度经济剥夺的受害者,因为营养不良与缺乏医疗而减寿。他的发现指出各经济体并未做到男女平等,经济环境普遍对女性不利。

一九九〇年代有一群经济学家试着解释这样的偏差,他们将经济学结合了女性主义:女性主义是社会性与政治性的概念,基本信念是男女平权。这批女性主义经济学家说,出现偏差代表女性并没有分得应有的社会资源。偏差也存在于经济学家的世界观里,这一点很重要,因为我们对经济体的想法会影响经济体如何对待不同的人。
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我们在本书中检视的经济理论(完全竞争、供需法则诸如此类),都是经济学家一说再说的说法。最着名的原理之一,是亚当.斯密的「看不见的手」。当然,实际上并没有这样一只手,只是比喻人们以某种井然有序的方法从事买卖。这很有用,但也只是一种说法。黛安娜.史特拉丝曼(Diana Strassmann,生于一九五五年)是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先驱,她指出多数的经济学说法最早都是由男性说出口,通常起于十九世纪。许多传扬这些说法的男性经济学家,也传扬了他们所处社会的疑惑:不理解女性在经济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(如今态度已有改变,但经济学仍是男性主导的专业)。史特拉丝曼主张,即便没有意识到,但人们传扬的说法反映了从过去承袭而来的偏差。经济学向来透过男性的眼光看世界,女性在经济学的说法中并未获得重要地位,在真实资源的分配上也身处不利处境。要做到反映真实,经济学必须认知到自身的偏差,而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努力突显出这些偏差。

传统经济学中有一种受人喜爱的说法,史特拉丝曼称之为「仁慈的父权」(Benevolent Patriarch),这一词指的是善意的男性领导者。构成社会的不仅是独立的个人,还有家庭。家庭架构通常是一群成人与孩子一起生活,而经济学将家庭视为一个单一的单位。「户长」通常假设是男性,他们赚取薪资,负责抚养无法赚取薪资、必须仰赖男性的妻儿子女。家庭是一个和谐之地,不会因为食物或金钱而起争执,男性会满足妻儿子女的需求。在这样的假设下,经济学家便可聚焦在赚取薪资的男性行为上,不用太认真思考那些要仰赖他们的人。毕竟,有这幺公正且明智的人负责规範,老弱妇孺必可得到妥善的照顾。这幺一来,妻子与孩子在经济学家的眼中便成了隐形人。

史特拉丝曼说,这种说法很扭曲。森恩所说的「消失的女性」,显示资源分配并不公平。男人不见得都很公平,而且有时候他们会和妻子吵架,多半都和金钱有关。通常,争执会把女孩放在家庭优先顺序中的最下方。在某些社会,食物与医药的分配都重男轻女,生病的女儿通常都只能等死,不像儿子生病了会被带去看医生。还有,户长也常由女性而非男性担任,女性户长的家庭多半最辛苦。当经济学忽略女性,也就忽略了很重要的事:家庭内的资源分配。

经济学里还有另一种由来已久的说法,是把女性视为「闲置的」。如果女性留在家中不外出工作,她们就被视为没在工作。如果她们没有工作赚钱,那幺,她们一定是在从事经济学唯一承认的另一种活动,叫做休闲。比方说,外出吃个午餐或看个电视。经济学家南西.芙尔伯(Nancy Folbre,生于一九五二年)在她的着作《谁付钱养孩子?》(Who Pays for the Kids?)中挑战了这样的说法。

芙尔伯说,养育未来劳动力的成本,多半由女性承担。标準经济学忽略这些成本,因为母亲育儿不会获得金钱所得。当男性支付薪资聘用管家从事打扫、烹饪和照顾孩子的工作,她的劳力就会计入该国的国民所得当中;如果他跟管家结了婚,她就纳入了他的家庭。她还是继续打扫、烹饪,但是身为他的妻子,他不会付钱给她,她的劳力也不再计入国民所得。在传统观点下,她成为「无生产力的家庭主妇」。

请思考一下所有因为没有人付钱而变成隐形的劳力:採购、烹饪、打扫、照顾孩子。在贫穷国家里,女性负责捡柴、挑水、犁地、碾穀、整修小屋。根据联合国的计算显示,这些无薪工作相当于全世界经济产出的七成,多数无薪工作都由女性担任。如果无薪工作比重这幺高,那幺当经济学家在衡量经济体时,设法去掌握这个部分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吗?纽西兰的女性主义经济学家玛莉莲.瓦琳(Marilyn Waring,生于一九五二年),在她的《女性若算数》(If Women Counted)书中就提出这样的立论。本书确实影响了经济学家计算国家所得的方法,但计算仍忽略了许多重要的无薪工作。

其他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强调,必须要让女性更容易找到工作。上一个世纪最重大的经济变化之一,就是女性踏入有薪的职场工作,这一点在欧美特别明显。在美国,一八九〇年时仅有两成的女性在赚取薪资;在一九五〇年代之前,很多工作都拒绝已婚女性,一旦她们结婚,就会被解僱。慢慢的,社会开始接受女性是劳动力的一部分,到了一九八〇年,有六成女性都有工作。过去女性负责的无薪工作,有很多都交给保母与清洁工。即便有这样的趋势,家庭里还是有很多无薪工作,而且多半还是落在女性头上(即使是从事有薪工作的女性也要负担)。

史特拉丝曼说,经济学家喜欢的「自由选择」说法,也需要改写。标準经济学的基础是「理性经济人」的概念,这种人可以根据价格与所得容许的範围,自行选择要买什幺。人有明确的偏好,很清楚自己喜欢茶胜过咖啡,喜欢歌剧胜过足球,他们用自己拥有的金钱以最适当的方式来满足渴望,这就是他们的生活。女性主义经济学家主张,这种行为理论也来自男性观点。对传统经济学家(在历史上,这些人多半是受过良好教育且富有的男性)来说,从一组选项中做出一个决定,是再自然不过的事。他们有钱有权,可以随心所欲,但是女性以及其他弱势群体面对的偏见与歧视,通常让她们无法自由选择。在女孩因为想上学而遭到杀害的社会里,让她们可以自由选择要学习什幺并无多大意义。

当经济学家在判断某些经济结果有多好时,他们最在乎的是「人有没有选择」,至于男性与女性的福利差异,则无需比较。事实上,经济学家假设这样的比较毫无意义。反之,他们在评估某个经济状态好不好的时候,用的是我们在第二十五章中介绍过的柏拉图效率。在这个指标下,要有改进,唯一的标準是在没有任何人变得比较差的情况下,至少有一个人变得比较好。但是,经济体中很多的改变会同时创造出赢家和输家。举例来说,如果有一种情境是少数很富有的人变得没那幺富有,却有成千上百的女性能脱离贫穷,用柏拉图效率的标準来看,就不会支持这种改变。因此,以柏拉图效率判断经济体的表现结论通常太过保守,因为这套标準不太容易认同改变现状。毫无疑问,这种方式通常都是对社会中最有权有势的人最有利。

女性主义经济学家主张,这整套方法都太狭隘了。实务上,人和他人有着感情上的联繫,也会同情他人。显然母亲是出于爱才照顾子女,而不是为了平衡她们自己的成本效益。即便是买方、卖方与员工,也会因为广泛的同情心而去做某些事,不光只是回应价格而已。比方说,旧金山会有人购买昂贵的「公平交易」咖啡,这种行为对开发中国家的咖啡农有益,消费者之所以愿意多付钱,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做点事,帮助千里之外的陌生人。如果人类会展现这类行为,我们真的能宣称比较不同群体的人的福利毫无意义吗?

经济学家茱莉.妮尔森(Julie Nelson,生于一九五六年)主张,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判断经济体的运作。她不用柏拉图效率以及选择来思考,改用「提供」(Provisioning)概念:如何为人们提供必要的事物,让他们能好好过日子。她甚至诉诸经常和自由选择以及产品交换等概念联想在一起的亚当.斯密。妮尔森指出,亚当.斯密所说的健康经济体,是一个能产出必要产物让人们过着安乐人生的经济体。这样一来,我们可以将经济成就定义成为每个人提供所有必需品,包括食物、医疗以及老有所终幼有所长,而不单是让人们能在许多选项当中自由选择而已。

在现代,女性面对最严重的剥夺之一,是爱滋病带来的后患。在贫穷国家,年轻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染上爱滋病,而且在治疗上也遭遇最严重的阻碍,如果家中有其他成员染病,女性也要承担额外的工作。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告诉我们,如果没有专门针对这些提出政策,「消失的女性」这个问题只会愈来愈严重,然而,社会变革与好的政策可助一臂之力。印度喀拉拉邦(Kerala)致力于女性教育,在这方面的努力领先印度各邦,现在当地有许多女性都能从事有薪工作。森恩发现,喀拉拉邦与印度很多地方都不太一样,这里找回了消失的女性。此地的女性人数高过男性,比率大约与欧美相同。

传统经济学并未完全忽略女性,但女性主义者通常不认同传统经济学提出的答案。比方说,女性的薪资为何常常低于男性?传统经济学家可能会说男性与女性就是有不同的偏好,男性喜欢学习的东西可以让他们找到比较高薪的工作,比方说法律和科学;女性则偏好文学和艺术,后来成为学校老师,而非法官与工程师。一切都只在于男女的选择不同,如果女性想要提高收入,那就必须改变自己的选择。

女性主义拒绝这样的观点,指出这种说法只是找藉口合理化女性在经济方面的弱势,认为女性在经济体中所扮演的角色,完全出自于她们自身的选择,而不去检视是否是因为社会规範她们应该要适合什幺角色。她们说,要改变的不是女性,而是经济学本身。根本上,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,人的行为都很複杂,比「理性经济人」的模式更为繁複纠结。女性主义经济学家说,「理性经济人」需要一颗心。这或许可以是新经济说法的起点,更有助于改善每一个人的生活,不分男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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